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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书大来头(二)
    发表日期:2017-02-27 15:29   作者: 西帅 北京孔医堂   点击量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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往期回顾:小书大来头(一)

 

接前文所述,话说1917年冬天,山西、内蒙古又爆发了大规模鼠疫(咦,我为什么要说“又”呢)。

 

这次鼠疫持续的时间虽然不是太长,但同样具有超强破坏力。

 

“去冬及今春,绥远一带鼠疫流行,有司备药延医,如临大敌,交通断绝者数月。税款运费,公私两伤,卒之死人数千,借款百万。”——写这段话的,正是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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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样是银元,为什么只听说“袁大头”,没听说“徐大头”?

 

有病就得治,但徐大总统一打听——“问以治痊者若干人?曰:无有也。问以何法能愈此病?曰:无有也。”

 

翻译成普通话就是,“治好了几个?木有。什么办法能治?也木有”——听上去完全无解的节奏。

 

徐世昌成立了一个防疫会,专门负责绥远防疫事宜。出任防疫会会长的是前中华民国代理国务总理江朝宗,这规格也是蛮高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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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,江朝宗沦为汉奸

 

江朝宗的名声其实也不是太好,他先是参与了张勋复辟,后来在日本侵华时又当了汉奸。但一码归一码,这次防疫,江朝宗还是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。

 

鉴于当时西医对鼠疫毫无办法,江朝宗只好在中医上寻找突破口。一位北平老中医的话让他喜出望外。

 

老中医是这么说的:“此等传染,皆有治法,乃中医所专长,特为权势所屈,不能自伸其道尔。然而成法具在,古贤原未尝欺人,择而用之,是在明达。”

 

换成现代语言,大致的意思就是:这些个传染病,中医不但能治,而且还都很擅长,只不过你们没给机会;但办法都是现成的,古人并没有骗我们,我们只要选择好就可以。

 

这是个什么人,敢夸这样的海口?

 

先来看一则旧新闻。

 

1913年,民国政府在报纸上发布了一则通告,内容是前清隆裕皇太后的死讯——

 

“据清室内务府总管报称,二月二十二日丑时,隆裕皇太后仙驭升遐等语,当经派员查检,医官曹元森、张仲元等所开脉方,俱称虚阳上升,症势丛杂,气壅痰塞,至二十二日丑时,痰壅薨逝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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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一定是看到了假皇后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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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错!上面那个确实是假的,真皇后长这样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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隆裕皇太后的葬礼,可谓盛况空前

通告里的“医官曹元森”,就是给江朝宗提建议的这位老中医。满清垮台之前,曹先生曾在宫中担任御医;隆裕皇太后的最后时刻,曹先生又是主要的救治者,这身份、这资历,专业水平就不用多说了吧?

 

资历归资历,“此等传染,皆有治法,乃中医所专长”这样的话,到底是确有其事,还是曹元森的随口胡吹?

 

依据还真有,当时曹元森有没有提供,我们现在已经无从得知。但2009年有一篇由“天津中医药大学温病学教研室”(以下简称教研室)撰写的论文,提到了不少例证。

 

论文里提到,“伴随着重大疫情的出现,中医始终奋战在抗击传染病的第一线,从金元时期河北刘完素李杲中原治疫,到清代余霖吴鞠通王清任京师治疫;从丁国瑞曹元森等天津、山西治疫,到孔伯华杨浩如等廊坊治霍乱,张锡纯天津、河北治疗霍乱、猩红热等。”

 

这段文字里提到的几次防疫,发生在曹元森之后的咱先略过不提,只说之前的。

 

宋金交战时期,河北是主要战场,天灾加上人祸,瘟疫流行是常有的事。河北河间名医、金元四大家之一刘完素根据北方气候干燥的特点,“开创了寒凉清热为主治疗外感热病之先河”,并提出泄热通腑、清热解毒、养阴退热三种不同的治法,形成完整的治疗方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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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元四大家之一刘完素

 

1202年,北方地区流行“大头瘟”。与刘完素同为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河北名医李杲(即李东垣,中医“脾胃学说”创始人),在这次疫情中立了大功。

 

“大头瘟”症状为“头面肿盛,目不能开,呼吸困难,咽喉不利,舌干口燥”,当时有医生采用泄法治疗,往往使患者病情加重甚至死亡。

 

而李杲认为,“身半之上,天之气也,邪热客于心肺之间,上为头面,而为肿耳”,所以治疗应以疏风清热解毒为主。他用黄芩、黄连、板蓝根、升麻、柴胡、桔梗等中药组方,治好了很多患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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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元四大家之二李东垣

 

为了尽可能扩大影响,李杲还让人把药方刻在木板上,立在人多的地方进行推广。这个方子后来经过完善,现在仍然是治疗大头瘟的基本方,名字叫“普济消毒饮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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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了大清,1792-1793年,北京又遭遇了疫病大流行。纪晓岚在《阅微草堂笔记》里提到了这次大疫,“乾隆癸丑,春夏间,京中多疫。以张景岳法治之,十死八九,以吴又可法治之,亦不甚验。有桐城一医,以重剂石膏治冯鸿胪星实之姬,人见者骇异。然呼吸将绝,应手辄痊。踵其法者,活人无算。”

 

说到石膏,一般人想到的不外乎这两个用途,一是骨折时固定肢体,二是装修时会用到的墙角线。石膏能当药吃,对普通人来说还真是个新鲜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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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通石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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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艺石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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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b石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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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药材石膏

 

纪晓岚文章里提到的“桐城一医”名叫余霖,也是当时一位名医。但余霖这个方子,别说普通人不了解,即使对当时的中医界来说,也是闻所未闻。为啥?“重剂石膏”——剂量太大!

 

据说当时北京城正阳门外有人感染了疫病,“周身斑疹紫黑”,病情很是危急。而余霖给此人开的药方里,每剂的石膏达到八两之多,以致“医家不敢用,病家不敢服,铺家不敢卖”。结果患者连服15剂药,光是石膏就吃了六斤,居然真治好了!

 

余霖的方子也流传到了现在,叫做“清瘟败毒饮”,如果有正在从事装修业并有意转行的同学,不妨研究一下。

 

1821年,北京再次流行疫病,“民多吐利、腹痛而死”,名医吴鞠通“制苦温芳香、扶阳祛秽之剂霹雳散以救之,大获奇效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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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名医吴鞠通

 

吴鞠通这个方子也是神了,据说在当年的乡试中,主考官买了百余剂霹雳散供考生服用,结果考场中还真就连一个患病的都没有。

 

至于1917年曹元森防治鼠疫,论文里是这么说的,“徐世昌总统派防疫委员会赴疫区实施预防治疗,中医以曹元森为首,亲临大同防疫一线。当时西医执有防无治之议,曹则力主中医治疫……通过分析鼠疫病机变化规律,提出急以逐秽为第一要务……在此原则指导下众人针对山西鼠疫商定治疫主方,并根据病情灵活加减,病者获救颇众。”

 

(to be continued……)